杂粮简谱
汪天钊燕麦
燕麦命名的来源有多种解释，可在乡野里的孩子们眼里，燕麦麦穗外壳的两个麦芒就是燕子的尾巴，此理由是最恰当不过的了。在我们这一代的思想意识里，在传统的农人眼里，燕麦根本不属于粮食，只是杂草而已。
锄草的时候，一旦发现它，锄头是不会放过它的，只需轻轻一挥，它的小命就没了。即使不锄草，平时闲散时往地里转悠，只要在田间地头，剔除它的时候也是毫不犹豫。燕麦总是混迹于麦垄里，在麦苗时期，虽然燕麦和麦子是不同的——燕麦的叶子相对消瘦狭直，颜色绿黄，而麦子的叶子相对肥厚宽泛，绿极至青，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农人就很难辨认，在这个时期它往往被疏漏掉，它能够有幸和麦子一样地汲取田地的营养，一样地生长。但在第二年春天的拔节之后，燕麦就再也难以掩藏起来，真实的面目暴露无疑，它的个子高挑，明显比麦子高出了许多，临风而立。它的自由生长到头来还是终逃不过最后一劫，当燕麦长到抽穗之后，它不是被拔掉，就是把它的穗子撸掉，防止它成熟之后散落到田地里；这项工作往往是落在当时我们还是孩子的身上，这属于孩子们的农事。这时的燕麦已经由一粒种子变成了一簇，根深蒂固，不容易拔掉，拔掉又伤及小麦，孩子们不拔只撸。刚开始孩子们还是挺认真的，把燕麦撸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放在随身带的小箩筐里或者袋子里；后来就是漫不经心的，顽皮是孩子们的天性，撸着撸着就疯耍起来。麦穗是有沾附性的，这时候孩子们就把撸下来的燕麦麦穗狠劲儿地往对方的身上甩撒，据说这样可以算出对方能吃几碗饭，沾上了几个就是能吃几碗，对方当然也不示弱，猛烈地回击，一边战斗一边嘻嘻哈哈，甩撒在对方的身上多了，你看把他给乐得手舞足蹈、前仰后合，全然忘记燕麦已经散落了一地。
燕麦麦苗属于优质的草料，春天的时候燕麦和返青的麦苗一样嫩油油、肥嘟嘟的，人们往往是专一去寻它，要是剜了一大箩筐一定是喜滋滋的；更欢喜的是家兔，一看到燕麦就直立起来往上蹿，撞击着笼子砰砰直响，燕麦扔进笼子里，呼啦一下子就围了上来，个个争先恐后，只管埋头吃，听得“嚓嚓”的一阵响，清脆整齐又富有节奏，不一会儿吃了个精光。家兔吃了过后，长了膘，毛也油光泽泽，更加细腻柔软，剪毛的时候簌簌落地，就像落雪。鸡子是很少吃草的，但面对着燕麦苗，它也是忍不住地“唧唧”上去一阵狂啄，只剩下稀稀落落的杆儿。若是弄了几捆子正在拔节的燕麦麦苗，铡了草喂牛，不用撒料，牛的胃口特好，使起来特顺，似乎更有牛劲儿。
燕麦真正成为食品的时候是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，但还不是它的麦粒，是燕麦苗，因为人们等不到它长大，等不到它成熟，更等不到它结麦子了。人们把它做成菜团子来吃，这种菜团子是真正的菜团子，没有掺加任何的东西，只是揉搓较为柔软而已。这样的菜团子实在难以下咽，有的简直就是一根绳子，一头已经咽了下去，一头还在嘴里，严重地影响了会厌软骨吞咽的动作，噎得人连声地发咳，能明显地感觉到它是如何地咽下，如何地在食道内穿行，然后再进入到胃部，像一只虫子在爬行。农人们没有化验过燕麦苗的成分，不知道它究竟有营养没有，可能没有，因为吃燕麦苗的很多人死掉了，也可能有，还是有一部分人存活了下来。但就是这样让人值得怀疑的燕麦苗到最后也没有了，被饥饿的乡亲们剜了个干干净净，在那一年里绝迹了，田地里在那一年也是最为干净的一年，几乎所有的野菜和燕麦的遭遇一样，都被挖掉了。
母亲是经受过那年的苦，但她很幸运，她就是靠燕麦存活了下来，亲身经历让她成为了一名喋喋不休的经验主义者，六零年和燕麦成了她的口头禅，动不动就是六零年如何如何，燕麦如何如何；每当看到我们挑剔饭菜，或者是倒掉了一些饭菜，母亲准定就会唠叨一阵子。我们从内心里产生了抵触，很多时候会反驳她，这时候善良的母亲就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，从所未有的狠毒起来，一脸的凶相，她咬着牙狠狠地咒骂：没有经历过，老天爷总有一天要你们尝尝六零年的滋味，燕麦的滋味！当我从一个叛逆的青年成为人之父，我才真正懂了母亲当年失去她的女儿、她的第一个孩子——我的大姐的悲痛，大姐已经七岁了，是一个聪明伶俐，乖巧可爱，身体像铁疙瘩一样结实的孩子，是被活生生饿死的；每提起此事，母亲总是泣不成声，满面泪水。
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，在一些年后的今天，燕麦摇身一变，成为人们青睐的养生食品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母亲已经给我造成一种心理上的障碍，还是害怕她曾经的诅咒灵验，我一直没有勇气购买过燕麦麦片，一直不知道燕麦的滋味，那滋味究竟是一种生死别离一样的痛苦或者是一种富足生活的幸福。
绿豆
有关绿豆的争议至今记忆犹新，村里两位庄稼汉辩论得面红耳赤，吐沫星子飞溅，谁也没有说服谁，一个说青霉素就是从绿豆中提炼的，一个说氯霉素。氯霉素，为啥叫氯霉素，就是因为氯霉素是用绿豆做的，旁听者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否有科学依据，不知道支持谁，由着他们继续争吵下去。当时我是十二分相信的，总觉得长者们都是很渊博的，天文地理，上下五千年无所不知，现在虽然我有些怀疑，但还是没有深入地验证过真伪，也便没有充分的理由反驳，不过事实上它们确实有相同之处的，不管是青霉素还是氯霉素都是用来消炎的，无庸赘述，谁都知道绿豆清热解毒的功效，常喝绿豆汤少上火。特别是在夏天，闻到大鱼大肉的味道就让人无比腻烦，而要是呼噜呼噜地喝上一碗绿豆稀饭，再配上一些素菜，比如凉拌黄瓜，五香花生米之类，那感情这种生活是多么的简单却又是多么的幸福。
美味不可多用。
绿豆生来就是用来煮绿豆汤、绿豆稀饭的，否则就是另一种情况。我十多岁的那一年，全家走亲戚多日，撇下我一个人在家看门。本来是独自闷闷不乐，到了做饭的时候我突然屁颠屁颠起来，我终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了，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吃的了，想吃什么就做什么。绿豆汤加白糖，这是一种怎样的美味啊，可是从来就是意犹未尽。本来就掌握不知用量的多少，再加上懒惰，一次就做了很多，上一顿吃不完下一顿就接着吃。我做的绿豆汤面目全非，稠乎乎的，有两次实际成了绿豆干饭，这样更好，耐饿。如此下来，我每顿吃的就是纯粹的绿豆饭，一连吃了几天。当父母回来看到我的时候吓了一跳，他们看到了我蜡黄的脸色、萎靡不堪的样子——我泻肚了，那次是我平生泻肚最厉害的一次，尽是水，高压水枪一样，嗞嗞地响，冲击在地面上四下飞溅，溅得满屁股都是。刚刚上床躺下来，它就来了，慌忙提着裤子往外跑，虽然我一直都是在紧紧地憋着，但明显感觉到液体从体内流出来，裤子也湿了；有几次来不及蹲下来，半立着就哗然而下，如此地反复折腾了一宿，水终于泻完了但还没有停止，接下来泻下来的是蜂窝一样的泡沫。肛门也从所未有的娇嫩，泻肚的时候像撕裂一样的痛，也不能正常地坐下。长大之后懂了一点医学知识再回想起来真的有点后怕，泻肚是一个很小的毛病，但一旦脱水就能致命，那次我脱了水。已经过去了好多年，绿豆的遗毒还在我的体内存在着，我只能喝很稀很稀的绿豆稀饭，还不能紧接着喝第二顿，不然肚子不是胀得像鼓一样，就是跑不掉的泻肚。
亲自做绿豆稀饭的次数相对于以前而言已经很稀少了，绿豆质地极其坚硬，熟的很慢，需要熬。熬需要的是足够的时间，绿豆中还有俗称“来豆”的，样子和绿豆一模一样，但不管怎么熬就熬不熟的；而现在，不管你属于哪一类人，在做什么，时间观念是现在人必须具备的素质，时间都是经过安排过的，特别是早上的时间弥足珍贵，什么能节省时间，什么快就做什么，越简单越好，吃饭时狼吞虎咽，囫囵吞枣，吃完饭碗一撂嘴一抹就出了门，顾不上涮洗。早上站在公交站牌前，可以看到很多人坐公交车的时候是飞奔着赶过去的。当然最快捷还是在餐馆吃早餐，一切都省掉了，但吃早餐也未必能坐下来沉得住气，很多人买了之后随即拎着袋子就慌里慌张地走掉了……我们拥有时间，却不能支配时间，生活的节奏被紧紧地钉在时间的轮子上，一切都是那样地忙碌，一切都是那样地匆匆，一切都在路上，快餐应运而生。我们需要快餐，我们讨厌快餐却不能摆脱快餐，快餐损害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，快餐背着恶名内心却是欣喜若狂，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到快餐里面，在快餐面前，熬绿豆稀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，相当奢侈浪费。我本是一个散漫惯的人，也是一个相当守旧的人，我曾自嘲自己是岁月里最后的一个遗老，遗老都是顽固和偏执的，并不可理喻，但我还是改变了自己，改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自己，自己就不认识自己了，可我别无选择，因为我要适应，适者生存。潮流，似乎一直都是对的。家里买了一袋体积如一本新华字典一样大小的绿豆，放在那里几个月了但一直没有开封，全家人应该是都看到了，不管是谁做饭，却都是没有做绿豆稀饭。
现在做饭和以前做饭在内容上是有很大区别的，以前烧的都是柴火，现在大都是煤、液化气、天然气，少了烧锅重要环节，用柴火熬一顿绿豆稀饭，熬的不仅仅是时间，现在熬绿豆稀饭，不过是一种悠闲地守候，实则是最为简单便捷的了。
前些年在早餐点上还能喝上绿豆稀饭或者是绿豆汤，但近些年来却越来越少了，可能精明的商贩们也看到了熬绿豆致命的缺陷，虽然他们深谙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嗜好，是的，他们需要的速度是更快，更节俭时间。即使有，那绿豆汤是象征性的，就是跳进锅里去捞也捞不出几粒来，火候也不到，哪里有绿豆稀饭的味道？几年下来，在我的印象里，从前绿豆稀饭的样子和味道一直没有重现过。
唉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亲自做顿绿豆稀饭，先大火后文火，悠闲自得地看着绿豆在沸腾的锅里上下翻滚，水的颜色慢慢地变浅绿、红色、深褐色，绿豆慢慢地膨大，裂开，直至绿豆花儿绚烂地绽放。痛快地喝上几大碗，不但能消除掉体内的毒素，也能消除掉心智上的蒙昧，效果像儿时那次泻肚一样酣畅淋漓，彻底持久。
谷子
如可以把麦子和水稻称之为“五谷之首”，那么也就有足够的理由把谷子称为“杂粮王者”。现在人们虽然都很看重养生，都知道杂粮的妙用，但事实上很多还真的没能融入“家常便饭”之列，只有家常便饭才具有“普世价值”，相对融入的，只有小米稀饭，我们自己做饭总要隔三差五地熬上一顿小米稀饭；不同的早餐店的稀饭种类不管怎样变化，小米稀饭都是有的。
农人们并不喜欢种谷子。
谷子属于“小苗”庄稼，小苗庄稼就是在苗期太纤细太柔弱，必须要精耕细作。播耩困难，种子太小，数量和深浅都很不容易掌控，播耩大苗庄稼谁都可以滥竽充数，但播耩谷子就是几十年的老把式也不免紧张，总怕耩不好，事实上也总是让他们丢丑。出苗的条件太苛刻，土地散松湿润，刚耩完地就下了大雨，没的说，将来的谷芽全部封在了地下然后死掉。刚出来的谷苗就像草芽一般，锄草不能接近它们，怕伤了它们。野草们乘了空子，总是混杂与谷苗之中，这时只好蹲下来用手拔掉。苗子很稠，必须要剔除它们；生产队时人们可以用锄头尖间隔着把它们除掉，这样的办法效率高，但粗糙；分了责任田之后人们便仔细起来，直接用手拽掉；这便给老年人找了活儿，他们有的是时间和功夫，而且力所能及，但不能久蹲，就搬了小凳子来到了谷地里。有时候邻地恰好也种了谷子，两个老年人一边拉着家常，一边剔谷子，不急不躁，剔出的质量就是好，分朗均匀适中。剔苗不是苗子出来之后就能进行的，等苗子手把长了、扎了根活稳了才能进行。剔苗和定苗其实是同时在进行的，属于同一个过程，既要看株距，更要选择那些墩实粗壮的，灵活掌握，有时候一次还不行，需要几次，很多上次留下来的到了下次一看确实不合适，只好拔掉，其实那颗苗子很好的，主人也不舍得，咬着牙拔掉的；如此以来播耩的那么多的种子、那么多的谷苗都被淘汰掉了，只留下很少的部分。留下来的谷苗，该是多么的幸运。
结了谷穗子烦恼随之而来，那些鸟儿的嘴巴似乎就是专为啄谷穗而准备的，能把一个谷穗子上的谷粒啄得一个不留；谷地成为了鸟儿们盛大的、免费的、肆意享用的美餐。有一年村里的一户人家种了谷子，期间不以为然，很少理会，他看人家割了谷子，他也便事先磨了镰刀，收拾好了车子直接到了谷地，那家和他是同一天播耩的，到了谷地傻了眼，他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把谷穗摸了个遍，大多都是空空的。这便给木头人、稻草人提供一个存在必要的最恰当的理由了，它们并不傀儡，它们带着草帽，舞动着花花绿绿的布条子，日夜坚守岗位，那些鸟儿才算稍微收敛了一些。
谷穗要一个一个地用刀子割下来，碾谷子不在场里，在村里的石碾上，扬谷子木锨无用武之地，簸箕派不上用场。我们这里除掉谷糠用的是一种木制的特殊工具，其它没有任何用处，类似于风箱的装置，内部有扇叶，长度距离非常恰当合理，不管你摇得快慢，谷粒是跑不出去的。谷糠被纷纷扬扬地吹出来，落地无声。
总之，处理谷子自始至终靠的都是一种轻巧、细腻、耐性、适宜，强大没用，急躁适得其反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想到谷子，我就想到了村里的一对父女。
村里的四哥也算是一个苦命的人，自小就没有见过父亲，母亲哮喘无法劳动，家境非常窘迫。兄弟二人，长兄如父，他为了兄弟的婚事，自己的婚事却耽搁了，后来也有过几次婚史，都很短暂，都没他留下只男片女。他和母亲相依为命，侍奉了母亲大半辈子，母亲发展为肺心病后去世，只撇下他一个人，成了名符其实的光棍儿。
那年，我们这里出现了一对夫妇养蜂人，养蜂人的行踪是跟着季节走的，哪里春天了他们就去哪里，来去自由，来去无踪；自他们从这里消失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，也便再没人想起他们，茫茫人海，杳无音讯。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本来就是养蜂的，还是因为躲避计划生育而选择了养蜂，反正养蜂的职业给他们的生育带来了绝对的便利。他们属于严重超生，已经有了几个丫头片子了，大的十五六岁，即将成人，小的才刚刚蹒跚学步；但还要继续生下去，直至有了儿子为止。当时女人已经怀孕，他们曾经做了B超检查，是女孩子就做掉，他们欢喜如狂，医生告诉他们是个男娃子。然而，当妻子分娩之后，男人又如往常那样萎靡地蹲在门口，半天没有言语。后来他们决定，把女婴送人，四哥得到了消息，他要领养女婴。
我曾嘲笑鄙视以前人们的名字或者小名又俗又臭，什么狗的牛的虎的、石头的柱子的山的，当有了孩子之后豁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些名字有着原始的表达、深层的意蕴，婴儿确切来说根本还不算是完整的“人”，他只是具有了人性质的一种动物，只有经过三冬三夏才会真正成人。母亲的伟大根本不是她们孕育了生命，孕育生命是她们的一种生理属性，真正伟大的地方是在分娩之后的婴儿期，婴儿需要悉心的呵护，如何地呵护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学习来的。婴儿不会成人语言，他们的语言是啼哭、呵欠、喷嚏、手抓脚蹬、亢奋或者萎靡、嘴唇的湿润或者干燥……一个合格的母亲必须要读懂这些语言，甚至是婴儿的一个细小的动作、眼神、变化，她就知道他想要做什么，生命是一个人的硬件，十月怀胎是打造体内生命，三冬三夏是在打造一个体外的生命。
女婴的父母一听到是一个光棍要抱养，他们曾是十分犹豫，那女人紧紧地抱着女婴不肯松手，两眼通红，显然哭过，男人紧缩眉头，似要拧下水来，样子难看得吓人。
四哥抱着女婴匆匆走掉，他怕他们反悔。
四哥把一门的心思全部用在了女婴的身上。奶粉是绕不过去的，虽然一包奶粉要花费掉当时两个劳动日的工资，但四哥一点儿也不吝惜，不过乡下人的观念总是腐朽陈旧的，扭转得从来很慢，并不完全认同奶粉，总认为奶粉缺点什么。四哥自己给女婴配置了食物，他选择了小米，熬小米稀饭，小米下了锅就不再搅动，任其自由翻滚，一直熬到粘稠的状态，最后小米都跑到锅的周围，米汁留在了中间，四哥用勺子把正中央的米汁舀出来，他说这样的米汁最有营养。起初，在奶粉里兑进很少量这样的米汁，慢慢地增多；米汁一次喝不完，额外的放在瓶子里，什么时间喂奶了再用开水烫热了。女婴喝了掺有米汁的奶粉，比她同龄的婴儿壮实，生病的次数也少，四哥跟着也吃小米饭，脸色也滋润了许多。女孩子再大了些，四哥每天都要烧红薯，把红薯烧得非常柔软，手指捏着哪里哪里就瘪了下去，四哥就把这样的红薯心喂女婴。在一个从没有过带孩子的光棍儿的精心喂养下，女婴一天天健健康康地成长着，蹒跚学步，牙牙学语，脱掉开裆裤子，几年过后，女婴终于成为了一个顽皮可爱的疯丫头；二十年过后，疯丫头成了漂亮的姑娘，现在，她嫁了人，也做了母亲。
四哥抱养女婴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，村里人们都说有点晚了，四哥自己也一再地说不知道他能不能把女婴抚养成人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女婴成人的那一天，死的时候能不能喝上女婴给他端一碗水。在年，四哥得了食道癌，俗称“噎食”，这种病像熬油灯，什么时间把人身上的油熬干了什么时间才算休止；这种病非常痛苦，病程长，结局是病人被活活饿死、受尽折磨而死，同时也把一个家庭的经济推向崩溃。四哥是一个明白人，他异常坚决，坚决不看，等死；很多人劝解他，他的兄弟苦苦地哀求他，他说他的命不值钱，不值得拖累人。后来，他的女儿给他跪了下来，哭得琉璃喇叭儿一样：爸爸，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，你死了让俺怎么活？
四哥泪流满面地妥协了，做了手术，他的积蓄远远不够，剩下的缺额全部由他的女儿承担了下来。术后的恢复至关重要，需要饮食、化疗、休息多方面进行调理，女儿就搬回来住，伺候四哥就像伺候婴儿一般。不幸之中的万幸，手术非常成功，直到目前为止，仍然没有发现转移的迹象。每次回到村里，我总要拐到四哥家里坐一会儿，他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好，根本不像曾在死神面前走过一遭的病人。
四哥在我的面前不止一次地夸他的闺女，我却又莫名地想到了谷子。
谷子耐旱，耐贫瘠，看似柔弱，但生命力极强，一旦发了芽，就以最快的速度扎根，活得稳当；很多地方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风俗，娶新媳妇的时候早就准备了两捆子的谷杆，门口两侧各一，鞭炮挂在谷杆上，当新媳妇下了车，就有人点燃了谷杆，寓意诸多美好的愿望。
谷子可能是深深懂得它得以生存下来艰难、诸多的波折，在所有的庄稼当中，谷子是最懂回报的，回报雨露，回报大地，回报侍弄它们的农人，回报生命。入了秋，谷穗就在不断地挑战自我、挑战极限，饱满的谷粒更加饱满，爆裂一样，把已经低了的头低得更低，无法再低了——在比例上，还有谁像谷子这样承担了比本身大了很多倍数的重量？微风吹来，它们就像十月怀胎即将临产的孕妇，蠢笨地摇摇晃晃，从田地的这一头摇晃到另一头，摇晃得一片金光灿烂，让人的眼珠子都想蹦跶出来；真的担心谷颈太纤细，它们会“咯嘣”一声折断。
高粱
高粱对于我们这里的乡村，属于一种本末倒置的作物。人们看重的是高粱秆子，而非高粱米。
那时候都是屋脊瓦房，瓦房需要“里子”，里子是在椽子上面固定的，麦秸草泥摊在里子上之后才能“苫瓦”；高粱秆子充当的就是“里子”角色，它们一根一根地连在一起，紧紧地排列着。那时候的床中间都是横着几根叫做“撑子”的木棍，这样的床是没法直接睡上去的。这就用的上高粱秆了，高粱杆子被人们制作成了“高粱箔”，把高粱箔摊开在撑子上，然后再铺上缟席才真正成为可以用来睡觉的“床”。把高粱秆子破开，做成篾子，用高粱篾子做高粱席，在我的意识里，高粱席是效果最好的凉席了，躺上去便是浑身光滑清凉。村夫们
高粱最上面最细的一节叫做“高粱梃子”，高粱梃子的表现身手太多了，用它做高粱簰子，盖面缸、水缸，高粱花箅子，笼盖，用来熘馒头。农妇们在闲的时候做了很多簰子，以备后用，大大小小的它们被挂在堂屋的墙上，这也是那时作为一个合格村妇的一个重要标志，是她们的一种炫耀，很多村妇们有时回娘家走亲戚时啥也没带，只带了几个高粱簰子，几个高粱刷子。这些簰子刷子让懒惰的村妇们眼馋嫉妒；不过，这种眼馋嫉妒很多时候还是化作了感激，当她们的簰子或者箅子在突然之间坏掉了，但做饭是必须的，她们就会去借，她们如愿以偿，脸面没有丢。村妇们特别
高粱穗子被撸掉籽之后就变成了“高粱毛子”，高粱毛子用来做扫帚，扫案板的干刷子，刷锅用的水刷子。用不完一点儿也不废弃，有小商小贩们自会上门前来，小商小贩们比谁都精鬼，把什么都抠到骨缝里去了，但也嘴甜，软缠烂磨，什么大叔大奶、老表长老表短的，拉关系攀亲戚，其实主人内心也很理解，小商小贩们容易吗，起早打黄昏，跑得马不停蹄、血不养心的，嘴上还在讨价还价，最后还是半推半就地依了小商小贩。别小看了那时的块儿八毛，能办很大的事情呢，我清楚地记得，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费才八毛钱，后来涨到一块二，人们都说学费太贵了，没法上了。
很可能会在某一个中午，看到一个村妇匆匆忙忙地直奔高粱地而来，她一定是在将要蒸馒头时才想起来没了高粱叶子；高粱叶子柔韧，叶面光滑，蒸馒头用来做衬垫最好。大多数人还是未雨绸缪的，她们会在干活儿的时候凑空，或者是在路过时顺带着就刷了一些高粱叶子，带回家晒干、一匝一匝地扎着，敝帚自珍一样放起来，什么时间蒸馒头了就事先泡上。
这样一来，住的、睡的、扫的、刷的、衬的，哪一样也离不开高粱；高粱主宰了一个家庭的起居生活，中国人信奉“紫气东来”，传统的农家里原本都是氤氲在紫气当中。
高粱在杂粮当中的地位是最卑贱的，没人拿正眼瞧过它，生产队的时候属于它的领地最小，承包单干之后近乎绝迹，哪家种了高粱，哪家可能就要有事情了，要么是盖房子、要么是娶媳妇。家禽原先是饥一顿饱一顿的，但有了高粱，农人们便少有的大方起来，喂它们的时候总是捧得尖高尖高的，直往下流。家禽也是哄不得的，吃了一阵子的高粱，鸡鸭的脸色红润起来，下蛋也格外多了，猪走路明显有些发喘了。
高粱面无人问津，高粱酒却备受青睐，那时候村夫们常常“打平伙”，也就是谁也不白吃，有的兑菜，有的兑酒。酒就是高粱酒，他们兴奋地喝五吆六，拳来枚去的，往往喝到三更半夜。那时候人们真能喝，到了最后他们的旁边总是撂了一堆的瓶子。他们的脸色变得和高粱一样红，比昏暗的煤油灯都闪亮。就在前几天，一个嗜酒的朋友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大塑料壶的高粱酒，喝了之后他说，他终于弄清了为什么以前人为什么酒量比现在的大，都是海量，原来以前的酒都是真正用粮食酿造的。
高粱地里很少去的，人迹罕至，高粱成了草木，任其自由生长，每看到高粱的影子似乎总是那样的孤独寂寥，踟蹰忧郁。但高粱却并不在意人的轻视或者无所谓，
然而，当人们住了平房楼房，睡了席梦思，高粱最后的一点价值也便被淘汰掉了；这么多年来，我四处游走漂泊，去过很多地方，可能我本身是一个农夫的缘故，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注意当地的庄稼，很多庄稼都还能看到，虽然它们中间有的相当少，很难看到，但高粱在视野里一直没有出现过。
突然之间感觉到，莫言真是做了一件天大的事，这里所说天大的事，不是指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为一个民族的文学事业出了一口憋了百年之久的怨气恶气，而是他拯救了高粱，因为他个人的荣耀也给他的家乡带了荣耀——消息说他的家乡要把高粱做成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，这样的产业因一人而起，但绝非一人之力。我不知道种子还是不是当初《红高粱》中的高粱种子，但愿是吧，这样能够为中国的乡野保留下来最后的一颗高粱种子，也保留着属于本土最后的基因、最后自然进化的基因。
有机会的话，我真的想在将来的某一个秋天到山东的高密去看看，看看那些高粱是如何地与众不同，究竟怎样燃烧了田野、燃烧了天空、燃烧了一个季节、燃烧了一个民族的文字，燃烧了曾是一个羸弱贫血的孩子的梦想、一个由浅薄到深刻的魂灵。
作者简介：汪天钊，70后，高中文化，农民工，河南唐河县人，现居洛阳。作品先后散见于《躬耕》《牡丹》《西部作家》《辽河》《燕赵文学》等文学期刊。
《牡丹》微刊
